电视里、报纸上开始播放或刊登关于国庆假期的种种现象，总结起来无非是人多、车堵、景毁之类的报道。举国欢庆的假期，我却伏在一张家具上干活。

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，借着并不特别明亮的灯光，给家具穿上一层又一层特别的衣裳以掩盖粗劣的样貌，是我的本职工作。这是一个小作坊，六七个工人，安装的活一般请的是干过木匠的临时工，所以工人数是变换不定的。没有厂牌，没有五险一金，老板是一个矮而虚胖的本地人，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开过很大的家具厂，但不知何种原因，竟把生意越做越小，最终沦为一个小作坊。我没有问，因为我不善言辞。

领班是四十开外的泉哥，捎上我这个不善言辞的家伙一起干活，他是颇为无奈的。当他们几个人可以开开玩笑、调节气氛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工作，玩笑于我而言，似乎是水与火的关系。涂油漆工作本身就枯燥乏味，偶尔兴致来时，他极想激发一下我平静的语言湖面，哪怕是起些小涟漪，也会令其欣慰的。可他失望了，问一句答一句的情形如同一块冷冷的冰，逐渐冻僵了他交谈的兴趣。久而久之，可能暗中助长了他的坏脾气。国庆假期的第一天，我一边干活一边想些乱七八糟的事，竟然没有听清他说了几遍的话。于是泉哥谩骂道，耳朵聋了是不是？反应怎么那么迟钝呢？他骂骂咧咧地夺过我手中的刷子，在家具上快速地刷来刷去，扫来的愤怒余光令我有些毛骨悚然。从他并非友好的语气、神态和动作中，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——因为走神，漆油刷得不均匀，有浓有淡，已经影响了家具的高雅、昂贵。我得承认他是非常敬业的，所以只能大气不敢出地、傻傻地待在一旁受训。

说实话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油漆工。一棵棵高大挺拔散发着馨香的树木，是怎样在斧子的刀锋中应声倒下，我并不在现场。我也不清楚光鲜的树叶、树皮是怎样被人类残忍地剥离出去，我所看到的只是裁断、削刨成一截截或长或短或厚或薄的配件。那些配件细分为胳膊、腿、靠背、底板等，临时请来的师傅依照规格，安装成一件件家具的模型。然后，模型历经几道工序——打磨、刷油漆、涂聚氨酯等，最后才被美其名曰红木家具或太子凳、富贵椅等，光亮着高贵的身子，给老板的店铺撑起荣光、地位和傲气。模型向家具演变的工序，就是由我们这些工人完成的。

国庆之前，我已掌握了做家具的流程和技艺，而打磨技术成了摆在我面前一道很难逾越的命题。唧——唧——唧，呜——呜——呜，打磨的声音从三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散发出来，空中弥漫着无数细小的粉末，灰蒙蒙的。我戴着口罩，头发上、眉毛上、眼睫毛上、耳朵上、身上、梦想里都落满了粉末。初次练习打磨，手磨机总是不听使唤，有几次精神恍惚的我差点磨到了自己的大腿。尽管磨得腰酸腿疼，可是效果仍然不佳。侧眼看，家具的表面波浪般凹凸不平，一览无遗，这无疑是家具的大忌，我赶紧重新加工，唧——唧——唧，呜——呜——呜。尽管我做得那么认真，可是老板依然明察秋毫，说我实在缺乏打磨的天赋，遂令泉哥亲自上阵。

于是，我还是只干油漆活。漆油是一种化学混合物，油漆时会粘进人的手掌。现在南方的天气尚可，我的双手还没有被寒风撕开沟痕。过些天，气温下降了，手掌上就会裂出一条条纹路，用水清洗时，每一次都像历经烈火的焚烧。

回想这几年，进过工厂，干过园艺工作，然后又进入这间小作坊从事油漆工作，这偌大的城市像迷宫一样，我始终无法通向一条宽敞、明亮的大道。有时下班吃完晚饭，我抓住一点空隙，走出小作坊，穿过几条巷子，来到一片工业区门口。这个时候，厂门像道闸泄洪一样打开，鱼群般汹涌而出的工友摩肩接踵，一色的浅蓝色工服混合成一片汪洋大海，分不清谁的身影靠着谁的背影，只见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的脸，偶一低垂，像洑水的鸭子抬头呼吸一下，又在昏黄的路灯下匿藏不见。驻足观望，一股巨大的浪潮澎湃而来，我的力量竟如此弱小，如决堤中的一尾水草，瞬间被汹涌的人流淹没、覆盖，踪迹难觅。

10月4日晚上九点下班后，我一个人来到了灯光夜市，从地摊上买回了一张城市地图。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地图的纹路，我似乎摸到了梦想的羽翼以及曾经的阵阵悸动。